魏征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代名相，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时刻警示唐太宗勤政为民，励精图治。他辅佐唐太宗前后17年，一心为国，刚正不阿，先后陈事200多次，使唐太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创造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盛世——贞观之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祖籍钜鹿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出生于相州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其父魏长贤博学多才，精通文史，曾任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郡屯留县令。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迁居相州内黄。魏征早年家境遭变，家业衰落，然而他胸有大志，喜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精通治国理论方法，为他后来从政、治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魏征的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

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请魏征到郡府掌管文书，李密特别看重魏征的才能，遂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李密兵败降唐，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京城长安，投奔唐高祖李渊，任秘书丞。此时，魏征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懂得了“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对他以后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武德四年（621），太子李建成以魏征为太子洗马（太子侍从），掌图书缮写，并非常恭敬他。唐统一后，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一天，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道：“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如果采纳了我的意见，绝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李世民早闻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掌管太子府文书、簿籍和印鉴的长官）。是年，李世民继皇帝位。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是为太宗。旋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并封其为钜鹿县男。不久，太宗派魏征安抚河北，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理的权力。当时，河北州县流散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锁在囚车中押解京师。魏征说服了押解官员，立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魏征圆满完成了安抚河北的使命，太宗非常高兴，魏征也因此更加获得了唐太宗的信任和器重。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继位，多次把魏征召到卧室，单独询问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为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而喜不自胜，尽力出谋划策，对自己心中的想法也总是倾囊相授，毫不隐瞒。太宗与他谈论，总是欣然接受他的意见。太宗曾经慰勉魏征说：“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若不是您至诚报效国家，又怎能做到这些？”是年，太宗又升任他为尚书右丞。有人诽谤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太宗听闻后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太宗奏道：“魏征作为一个臣子，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显明，他不能远避嫌疑，以致遭受这些没有根据的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太宗命温彦博礼让魏征，并说：“从今以后，行为不得不存痕迹。”次日，魏征入朝上奏太宗说：“臣听说君臣立下协契，道义同为一体。不存在公道，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一条令，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太宗大惊失色说：“我已经悔悟了。”魏征又跪拜说：“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区别吗？”魏征说：“稷、契、咎陶是良臣，龙逢、比干是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则受诛杀，灭九族，使君王陷入罪恶，就和国家一起灭亡了，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这即是忠臣和良臣区别。”太宗非常赞同魏征的说法。接着问道：“做君主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犯何过失才会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在于多方听取意见；之所以暗，在于偏听偏信。尧、舜大开四门，眼明能视四方，耳聪能听四方，虽有共工、鱼玄，不能蒙蔽他们，好听的言辞荒谬的行为，也不能将他们迷惑。秦二世身居深宫，偏信赵高，天下动乱而不得闻；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即将攻城而不得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盗贼四起而不知晓。所以说，君主如能多方听取意见，奸臣就蒙蔽不了君主，下情就能上达朝廷。”太宗深深地被魏征的话打动了，赐给魏征绢五百匹。

贞观二年（628），当时朝廷大臣们对如何治理国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人上书要太宗“独运威权”，有的人建议太宗“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建议太宗应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自服。魏征的谏言与太宗不谋而合。太宗采取了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等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内逐渐出现了安宁繁荣的局面。

贞观三年（629），魏征升任秘书监（掌管皇宫图籍的长官），参与朝政。魏征感到国家经历了丧乱之后，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遂奏报太宗组织学者将古籍进行校定。几年之间，秘府中收藏的书籍，齐整而又完备。

贞观六年（632），魏征任职检校侍中（检校中央、地方官衙公文等的主官），晋爵为郡公。是年，文武百官和各州县纷纷请太宗举行封禅大典，为此，朝廷中君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封禅的争论。在封建时代，封禅是只有功德至伟的皇帝才有资格举行的活动，是一个王朝太平、强大、富庶、繁盛的象征。唐太宗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对封禅典礼有明智的看法，可很多大臣仍然举出许多理由，要求举行封禅大典。唐太宗架不住群臣屡次三番的请求和动员，于是便心动了，也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

正当唐太宗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魏征听闻此事后，随即站了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封禅。太宗虽很恼火，但他抑制住了心头的不快，想与魏征平心静气地辩论一番，看看魏征到底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封禅的决议。于是，太宗调整了一下烦躁的情绪，沉着地说道：“朕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的高见，你可以坦率地讲出你的想法，不要有什么顾虑。”说到这里，太宗继续问道：“朕的功业还不高吗？”“高。”魏征应声答道。“朕的德行还不厚吗？”“厚。”“那天下还没有治理太平吗？”“太平。”“异族不仰慕我的仁义吗？”“仰慕。”“祥瑞的征兆显现了吗？”“显现了多次。”“全国五谷是不是丰收了？”“丰收了。”太宗见魏征每问必答，而且都是肯定的回答，不禁有些诧异：原以为他反对封禅，必定会先竭力否定这一系列前提的，可他竟然如此痛快地都承认了，诧异之余，唐太宗不免有些愤怒，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要反对呢？魏征回答道：“陛下的功业虽然很高，但百姓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惠；陛下的德行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每个角落；天下虽已太平，但还不足以供应过度；异族仰慕仁义，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所求；符瑞嘉兆虽多次显现，但黑暗的、不祥的事物还有不少。这几年虽然连年丰收，但国库依然空虚，这就是臣认为封禅不妥的理由。臣暂且借人来打个比方，一个长期患有病痛的人，经过医治调理，病情虽有好转，但骨瘦如柴，身体还虚弱不堪。此时就命他背一二百斤的米，而且还必须一天走一百里路。试想，这个病人能做得到吗？隋朝的祸乱，还不止十年，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位饱受病魔缠身的垂死之人，陛下为他做了悉心治疗和照顾，病情虽然稳定并已开始好转，但身体依然虚弱，元气毕竟还未马上恢复。要说已经变得跟健康人一样的结实强壮，那绝对是自欺欺人的话。如今，陛下准备东去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规模浩大，声势动天，一路上吃喝住行的供应招待，该有多大的花费和开销啊！而且陛下亲自主持这种旷世不遇的隆重大典，各国的君长和使节势必也会前来祝贺，这又是一支庞大的阵容，对他们的接待不能马虎轻慢，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是，当今的河南、山东广大地区，到处是荒山野泽，茫茫千里，禾苗庄稼稀稀落落，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崎岖，一片萧条，这种景象怎么能让那些异邦外人亲眼看见，而使他们探清我大唐的空虚呢？就是竭尽财力给以厚赏，也不能满足异族的欲望；即使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力费用。制造这虚假的繁荣和太平，结果只有使刚有生气的国家元气大伤，使刚有温饱的百姓再次坠入饥寒之地，使头脑稍为清醒的君主萌发骄态。一旦遇上水旱灾害和政局动荡，我们将拿什么去抵挡和救御？到那个地步时，陛下可就追悔莫及了。这些看法岂仅是臣之私见，的确是天下百姓的心声，是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的真谛啊！”唐太宗从魏征的这席话中醒悟过来，加上适逢河南、河北许多州地发生特大水灾，随即取消了封禅的计划。终其一生，唐太宗始终也没有去过泰山。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任侍中（右相），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魏征受命秉公处理。

贞观十年（636），由魏征总监撰修的五朝（周、齐、梁、陈、隋）史书告成。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左光禄大夫（朝廷顾问），进封郑国公。是年，魏征因体衰多病，且患有眼疾，多次请求辞位。太宗说：“朕把你从虏获的敌军中提拔起来，任命你担任重要的职务，见到我的过失，你没有不直言劝谏的。如果说金子贵重，那是因为它对人们有很大的用处。然而，如果它只是含在矿石中不被发掘出来，就算它有再大的价值也是无法体现的。如果能够遇到高明的工匠，把金子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并制作成各种美妙的金器，这样才能被世人视为价值连城的珍宝。如果没有这高明的工匠，它也只能是块石头。朕正是把自己比作金矿石，把你比作好的工匠。你虽然身患疾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不久，魏征又当面请求辞位。太宗很难再违背他的请求，于是拜魏征为特进（散官，没有实际职务的官），仍知门下省事，诏朝章国典，参议得失。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谏曰：“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盛，据有天下30多年，教化行于万里，威势震撼异族，然而顷刻丧失殆尽。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安定，不求国家长治久安吗？是他倚仗国力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驱使天下的人来满足自己放纵的欲望，用尽万物来奉养自己，搜求财帛女子，修饰宫宇，筑高台榭，徭役无时止息，征战接连不休，对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常常险诈猜忌，谗佞邪恶者进用，忠正之人斥退，上下互相欺瞒，百姓无法活命，以致君王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绝亡，被天下人所耻笑。圣人乘此时机，拯救天下危难。如今隋帝的楼台馆所，尽被陛下所居；奇珍异物，尽为陛下所有；贵妇美女，尽在陛下身边；四海九州之人，尽为陛下臣子。如能借鉴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思虑我朝获取天下的缘故，焚毁隋宫的宝衣，废弃阿房的广殿，安居于低矮的宫室，那即为上等的德行。如已成之业不致败落，承袭其原有的楼台馆所，取消一切不急之务，在用人方面使人心悦诚服，不把劳力用尽，常考虑百姓的疾苦，百姓即会因仰慕您而终身追随于您，那即是次一等的德行。如不思虑创立帝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仗，凭借基址扩建宫殿，快意于奢侈淫逸，使人们不见德政而劳役不休，那就是下等的德行了。用暴政取代暴政，必将再次出现动乱。做事不合法规，没有可以让后人效法的准则，就会导致民怨神怒。民怨神怒，灾害就会发生，而动乱也会随之而来。动乱发生，自己的生命和名声能保持善终就很少见了。”唐太宗听了魏征劝谏，觉得甚有道理，随即下令停修了飞山宫。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安宁，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以致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的危机，于是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的第二疏，意在劝谏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唐太宗看后猛然警醒，表示从谏改过。这篇谏文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见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恐其不能克终俭约，故而向太宗上疏直谏，指出了太宗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的缺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渐不克终疏》这篇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魏征希望唐太宗改正这些缺点，要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这篇奏疏震动了唐太宗。太宗道：“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并将魏征这篇奏疏写在了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激励自己。

魏征的谏言虽然多次被采纳，可是并不是每次谏言都会被太宗欣然接受，有时太宗还真动了杀他之心。一次，唐太宗被魏征的直谏说得面红耳赤，气愤不已，罢朝后，太宗回到后宫，依然怒气冲冲地说：“我早晚要杀掉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得知太宗因魏征的直谏总使其下不了台而气恨魏征，随即退下并穿上朝服为太宗祝贺。太宗惊问何故，长孙皇后说：“臣妾听说君主英明，臣子才会直率坦诚。而今魏征能够如此直言不讳，敢说敢为，正说明皇上是个明君，我怎能不祝贺呢？”经过皇后这一戏剧性的婉转劝阻，才使太宗龙威稍减，转怒为喜，更加敬重魏征。

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对侍臣说道：“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征，我将派他辅佐皇太子。”遂拜魏征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是年，魏征病危，太宗亲自前往探望，见魏征生活简朴，居室简陋，连一个正规的客厅和卧室都没有，随即下令为其修建一个正厅，并将白色的褥子和布被赐予魏征，用此满足魏征崇尚简朴的心愿。直至魏征病重，太宗再次前往魏征府第看望时，魏征拼尽全力说道：“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人之将死，却仍在忧虑社稷的安危，操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太宗听罢魏征的临终遗言，甚为感动，以至垂泪哽咽。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自到魏征家中吊唁，悲痛万分，下令停止上朝五天，准允魏征陪葬昭陵（唐太宗的陵墓），并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追思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谏臣。《旧唐书》云：“前代诤臣，一人而已。”魏征一生节俭，不谋私利，不置产业，以社稷为重，刚正不阿，辅佐唐太宗前后17年，居相位13年7个月，编写了稽古致治的匡政巨著《群书治要》和《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大量历史论著，还有《魏郑公诗集》和《魏郑公文集》等，并先后陈事200多次，对唐太宗的理政治国，个人得失，多有诤谏，使唐太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创造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盛世——贞观之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书目：

1.《旧唐书·魏征传》。

2.《新唐书·魏征传》。

3.《资治通鉴》。

4.《内黄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