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用一生的精力编修史书。他博览群书，集众家之长，秉笔直书，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独立编纂完成了《南史》和《北史》，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字遐龄，唐初史学家。祖上是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一带）大族，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即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去世了。
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累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没做过高官，倾其毕生精力从事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延寿的母亲又接着去世，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641），李延寿调回京城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利用这个机会，他对一些空缺的史料做了充实和考究。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写成。但这五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五代史志》共10志30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有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由于参加修撰的人比较多，又利用了前人所撰晋史的成果，所以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晋书》即重修告成。
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
上述诸书，都是许多人参加编撰的官修史书。此外，李延寿还独自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
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他父亲李大师之志是什么呢？李延寿后来曾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他们各自撰写的史书中，往往都以轻蔑侮辱的称谓称对方，南朝的史书称北朝人为“索虏”，北朝的史书称南朝人为“岛夷”。不仅如此，其弊病还在于南北各种史书详己略彼，史事多有失实。因此，李大师“常欲改正”之，并准备仿照《吴越春秋》的体例，写一部南北详备的编年史。然而，著述开始不久，李大师就过早地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历史值得庆幸的是，李大师的未竟事业终于由其子李延寿在他去世31年后完成了，这是继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之后，我国历史上子继父志，撰写出历史巨著的又一感人之举。
《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后来被列入著名的“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643）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之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的话，“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于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得多了，便于阅读，易于流传。
在撰述的指导思想上，李延寿主张“编次别代，共为部秩”，即把南北朝各代历史编撰成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史书，而不是相互分割，各不相干，这一点与其父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思想是一致的，表现了李延寿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因而，在“二史”中，他取消了长期以来史家一直袭用的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
在“二史”的体例方面，李延寿没有按照李大师的仿《吴越春秋》而用编年体，而是“拟司马迁《史记》”之体例，采用了纪传体。他利用通史中编次类传的方法，把各个朝代的有关人物依次同系于一个类传中，而不是把类传系于某个朝代之下，就是说，不是以类传服从于朝代顺序，而是以朝代顺序服从于类传。“二史”中的列传，采用了家传的形式，即在一个传主的后面，往往连续记载同族中许多人的事迹。李延寿采用这种家传的形式，把人物的历史活动与其家族的盛衰荣辱联系起来，一方面表明了他沉湎于世家大族“盛世”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门阀观念的反映，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南史》和《北史》在我国史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李延寿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二史”能够列入“二十四史”并流传至今，即是很好的证明。欧阳修和宋祁在他们修撰的《新唐书》中讲到“二史”时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司马光也称赞“二史”是“近世之佳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
参考书目：
1.《北史·序传》。
2.《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三·李延寿》。
3.《新唐书·李延寿传》。
4.《中国史学发展史》，尹达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安阳名人传》，吕何生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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