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回在南诏国生活50多年，凭借其政治影响和学识才能，促进了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与南诏民族的融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

郑回的生卒年代、家世以及入仕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证。《旧唐书·南蛮》载：“有郑回者，本相州（今安阳市）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巂州西泸县令。巂州陷，为所虏。”这就是今天所能掌握的郑回被俘前的史料。虽然记述甚为概略，但在有限的文字中隐藏着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天宝九载（750），唐设在滇西的姚州府（今云南姚安）太守张虔陀侮辱南诏王阁逻凤的妻子，又向朝廷诬告阁逻凤谋反，激怒了阁逻凤，阁逻凤举兵攻陷姚州，诛杀张虔陀，夺取所辖32处州县与部落。天宝十载（751年），控制朝政的杨国忠命鲜于仲通率8万大军分三路征伐南诏。阁逻凤前后3次遣使向唐朝谢罪求和，请求还所掳掠，重筑姚州城，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资治通鉴·唐纪》）但鲜于仲通自恃兵众，屡加拒绝，大军直逼大理。南诏求救于吐蕃，并与之合击唐军。是役，唐军覆灭，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杨国忠谎报南诏勾结吐蕃谋反，为唐军平定，唐玄宗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擢升其为京城长安最高长官“京兆尹”，同时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任命前云南剑南节度留后李宓为主帅，分兵两路，一路由北方南下，一路自安南北上，浩浩荡荡，直取南诏腹地。在南诏与吐蕃军队夹击下，唐朝20万大军惨败，主帅李宓战死。两次天宝战争，唐王朝军资大耗，国力大伤，深陷危机之中。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强大的唐王朝由此式微，无暇顾及南诏。南诏与吐蕃协力侵扰唐王朝，成为唐王朝心腹大患。

南诏趁唐安史之乱之际，进攻巂州，夺取了大量人口、牲畜和其他物资，时任巂州西泸县令的郑回，即于此时被掳掠至南诏。郑回被俘虽为人生一场大劫难，但幸运的是，此次事件不仅揭开他个人政治生涯中辉煌的一页，同时郑回也将自身的智慧才华融入南诏的历史中，镌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郑回精通儒学，使得倾慕汉文化、“不读非圣之书”的南诏王阁逻凤“甚爱重之”，为其更名“蛮利”，使之任皇室子弟教师。

郑回倡立南诏德化碑是他在南诏初步展示政治智慧的见证。南诏德化碑立于唐大历元年（766），位于云南大理市太和村西面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碑高4米，宽2.4米，厚0.6米。正面碑文共3800多字，现可辨者仅700多字，碑阴为官职题名1200多字。所幸自明代以后，历代典籍皆录其文，如明万历《云南通志》、清康熙《云南志》等，使今人得以瞻其全貌。1961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诏德化碑碑文为郑回所作。

碑文体现出作者郑回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是碑文表达了南诏不得不叛唐兴兵的苦衷，陈明归附唐室的心迹，既为南诏王表白了功与过，又不得罪中原王朝。如碑文记述天宝战争南诏大胜后，南诏王阁逻凤诏令， “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展现出南诏王进退有度，知时守礼的大智大谋、大仁大义。将此史实勒石刻碑以使千古流传，从而为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朝的唐诏和盟埋下重修旧好的伏笔，体现了郑回作为政治家处理南诏与唐王朝之间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技巧。二是言明刻碑纪文乃为大臣进言所致，并非南诏王初衷，巧妙地为阁逻凤撇清骄矜之嫌：“时清平官段忠国、段寻铨等咸曰：‘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可以刋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可见郑回用心之深。三是郑回借碑文表述其家世：“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袒露出这位昔日汉臣对南诏王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也表明他异常珍惜、看重眼前这个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平台。历史也证明，在这个平台上，郑回日后终于为唐朝故国和南诏做出了巨大贡献。

碑文体现出郑回深厚的文学造诣。通读碑文，可见全文洋溢着大唐文化风范，雄浑大气，情理相融，文思深邃，文体典雅，文字富有节奏美感，且通篇不乏显示作者的笔力厚重和潇洒之韵。如碑文用简洁的语句归纳和讴歌南诏王的功业：“才出人右，辩称世雄。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衅而动，因利兴功。及协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拔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绍开祖业，宏覃王猷。”描写南诏国境内国泰民安的景象：“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园贮九年之廪。”将南诏王的功绩巧妙地寓于侧面描写之中，可谓匠心独具，立意高远。碑文采用骈体述史的洗练笔法，充溢着古典文学的对称美和节奏美。如赞美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今天读来，仍不禁深为碑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折服。

南诏德化碑是一块历史丰碑。碑文颂扬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南诏叛唐的不得已，以及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如碑文记述了“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使得南诏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历数张虔陀导致南诏与唐朝交恶的六大罪状，向唐王朝表明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陈述鲜于仲通大军压境征讨南诏时，阁逻凤屡次遣使求和谢罪，言辞恳切地表明与唐决裂实为情非得已。碑文还广泛记载了南诏时期云南的诸多史迹，如城廓建置、职官体制、农田水利以及养马、采矿、纺织等业，甚至温泉疗疾细琐之事也有载述。因此，碑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是研究南诏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关系的信史，弥补了中原王朝官修史书之不足。

大历十四年（779），阁逻凤卒。因其子凤伽异早亡，孙异牟寻继承南诏王位。《旧唐书·南蛮》载：“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资治通鉴·唐纪》载：“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据此可知，郑回自此跨入南诏政权最高决策者行列，不仅官居首辅之位，且“专决国事”，一言九鼎，威势显赫。正是因其地位和权势，使郑回对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

贞元十年（794），唐朝与南诏重新恢复盟好，会盟于洱海之滨，史称“唐诏和盟”或“点苍山会盟”。这是唐诏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对云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郑回在促进唐朝和南诏和好的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遭到削弱，南诏成为唐朝西南的最大边患。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继位后，唐王朝经济力量和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政治局面也相应稳定，颇有“中兴”气象。唐德宗采纳宰相李泌“北和回纥， 南通云南，西接大食、天竺”（《资治通鉴·唐纪》）的建议，任韦皋为西川节度使，实施招抚南诏的计划。南诏依附吐蕃虽然抵御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了自己的疆域，但是也导致吐蕃势力向云南伸张。接踵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领土扩张和沉重的赋役掠夺，使南诏痛苦不堪，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异牟寻认识到，吐蕃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比唐王朝更加变本加厉，弃蕃归唐利多害少，归唐之心渐生。

作为原唐朝旧臣，现为南诏清平官的郑回，看到时机成熟，遂劝导异牟寻：“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旧唐书·南诏传》）郑回所言，切中要害，顺乎时势。故“异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旧唐书·南诏传》）。显而易见，在谋划南诏归唐中，由于郑回的地位和威望，他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是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唐诏和盟结束了天宝战争以来南诏与唐的对峙和隔绝，开创了唐王朝西南地区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南诏疆域为之扩大，经济、文化为之发展，为以后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以及为巩固国家统一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唐诏和盟虽然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崔佐时入大理城大造声势、宣读诏书等一系列行动，断绝了异牟寻的犹豫之念，使和盟得以迅速实现，郑回于其中精心运作，功不可没。《资治通鉴·唐纪》载：“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郑回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竭尽自己所能，最终使异牟寻下定决心归唐，促成唐诏和盟的实现，为唐朝和南诏确立友好关系做出了不朽贡献。

郑回是南诏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是位学养深厚的儒士。流寓南诏后，以广博的学问和崇高的人品，深受南诏王器重。郑回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在南诏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郑回多年教育实践活动影响下，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起到显著的影响、示范、带动效应，从而使汉文化在南诏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郑回任清平官后，开启了崇儒兴学新局面。在郑回和唐臣韦皋的积极斡旋下，唐朝在成都开办了一所专供南诏统治者子弟和贵族大臣学习的学校，唐朝支付一切费用。学校前后延续50年，先后有上千人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熏陶。这些子弟在成都学习先进的汉唐文化，并带回南诏，促进了唐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南诏的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涌现出许多知名文人，不少诗文作品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先进的汉唐文化的传播，南诏与唐朝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云南又一座文化高峰，即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也为南诏归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异牟寻在位的29年间（779～808年），是郑回任首席清平官执政时期，也是南诏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得到较大发展，可“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耕作技术普遍提高，“二牛三夫”式的犁耕已经在洱海地区普及。种植面积增加，不少地方已达到一年两熟。畜牧业方面，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中出现专管马群的“乞托”和专管牛群的“禄托”。马匹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牛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方面，南诏建国初期，手工业比较落后，还没有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国内甚至连绫罗也不会纺织。唐诏和盟后，一批职业手工业者进入南诏，加之战争中所掳工匠，南诏的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丝织达到了内地水平，丝、绫、锦、绢闻名内地。汉族工匠还带来先进的建筑技术，现存南诏时期建筑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就是历史见证。商业方面，南诏初期，“本土不用钱”，商品交换处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由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至南诏中后期，境内开始出现“贝币”，即以海贝充当货币，这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异牟寻统治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南诏国吸纳中原地区封建政治制度以及治军强国等方面的先进方法，从而进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新水平。郑回作为异牟寻深为倚重的老师、首席清平官，在南诏统治集团中享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南诏此阶段的历史，皆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郑回治国理政的烙印。

郑回对南诏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他促成了唐诏和盟，维护了唐朝云南地区的边境稳定，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加速了南诏国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为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书目：

1.《旧唐书·南蛮传》。

2.《新唐书·南诏传》。

3.《蛮书》。

4.《资治通鉴·唐纪》。

5.《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

6.《郑回及其后人与大长和国》，王书才、申焱著，载《中国古都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