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历任三朝宰相，文武兼备，曾与范仲淹名重一时，时称“韩范”。为北宋王朝的巩固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封为魏国公，皇帝赞誉他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山东淄博）。明道元年（1032）冬，迁太子中允。十二月，改太常丞、直集贤院。翌年六月，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徙开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八月，除右司谏。韩琦在担任右司谏的3年时间内，“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明得失、正纪纲、辨忠直、远邪佞为急”。他曾“不避斧锧”，多次上疏弹劾“罕所建明”、不称其职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宝元元年（1038）三月，四人同时被罢职。他还严厉批评“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恶劣状况，并建议先自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康定元年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他们积极练兵，整顿部队，严肃军纪，选拔将才。后来成为宋朝名将的狄青，当时只是一个职务很低的小军官，经陕西经略判官尹洙向韩、范二人推荐，受到他们的赏识，予以提拔重用。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韩琦主张进攻，认为应当集中诸路兵力，与夏军决战，他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防守，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应取持久的防御战，在加强军备防务的前提下，乘便击之，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仁宗采纳了韩琦等人策略。

庆历元年（1041）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韩琦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令他们迂回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夏军退兵时袭击之。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遂起轻敌之心。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以迷惑宋军，任福不知是计，穷追不舍，在六盘山西麓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陷入夏军的包围圈。当时，夏军在路边放了几个木盒子，里面有响动的声音。任福让兵士将盒子打开，只见百余只带哨的鸽子腾空飞起，发出哨音，盘旋上空。宋军还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山背后合围而来。宋军经过英勇战斗，阵亡6000多人，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任福、桑怿等力战而死。

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朝廷震动，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被贬职调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属陕西铜川）。仁宗年间的宋夏战争共发生三次大战，即康定元年（1040）正月的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二月的好水川之战和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的定川砦之战，三次战争均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北宋自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着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每次打仗，都是由皇帝临时指派将领统兵指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大大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韩琦曾指出：“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再者，宋军在数量上虽然占压倒优势，但分守城寨，势弱力寡，御敌之际，很难迅速集中，而夏军则往往合兵并攻一路，正如后来韩琦、范仲淹在合上的奏章中所说的：“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好水川之战的失败，自然与韩琦的指挥失察也大有关系，这是韩琦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过失。

庆历元年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韩琦在秦州，修筑外城，组建土兵，奖赏当地羌族部落从战有功者。他吸取过去宋军屡败的教训，上疏提出“拔用有勇略将帅”，“统领训练，豫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堠，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他还建议“朝廷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夏军进攻泾原路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宋军大败于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命韩琦和范仲淹一起经略泾原路，同驻泾州（今甘肃泾川），文彦博知秦州，张亢知渭州，滕宗谅知庆州，庞籍仍知延州。韩、范二人在泾州提拔了很多人才，有文有武，并请求朝廷对守边将领分等第论功行赏。韩琦和范仲淹同心协力，守卫西陲，在将士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然多次获胜，但也损耗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元昊表示希望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和缓的情况下，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三月谕知韩琦、范仲淹，欲将他们调回朝中，委以重任。韩、范五次上表请辞，说他们在边塞三年，熟悉情况，并准备把收复失地的计划付诸实施，若重新换人，不谙边情，有可能使军备防务受到损失，一再表示“愿尽力塞下”，但仁宗未允。四月，调韩琦、范仲淹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

自幼胸怀大志的韩琦，如今终于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七月，他上疏疾呼：“朝廷若不大新纪律，则必不能革时弊而弭大患”，他提出了七条先宜施行的建议，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事，三曰擢贤才，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八事，作为“救弊之术”，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特别是整顿吏治的主张，切中时弊，触及宋王朝政治体制的痼疾。这和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10项改革方案，其基本内容是大体一致的。韩琦认识到，欲“国治民富”，则事在人为，他曾明了地指出：“自古国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又说：“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韩琦强调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于人的作为，虽然在当时矛盾重重的封建制度下不免失之于空想，但其革新思想和对于人的作用的肯定，则是值得称道的。这次以范仲淹所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触犯了贵族官僚们的特权，受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造谣毁谤，诬陷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1044）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同时被罢免，贬职出朝。对于国家大事，韩琦向“必尽言”，他虽身为枢密副使，但中书的事，该说的也直言陈说，有人不高兴，说他的坏话，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这一次，对范仲淹、富弼等人的罢去，更是不能沉默，他挺身而出，说：“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又说：“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诫，孰肯为国家之用？”他指出，一些臣僚专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韩琦“不避朋党之疑”，为范仲淹、富弼等据理辨析，并正义凛然地申明：“琦惟义是从，不党。”在群邪包围的情况下，韩琦自知在朝中已难存身，乃“恳求补外”，三月，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十二月，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县）。庆历八年（1048）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县）。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他到任后，首先停罢了前任李昭亮“所兴不急之役”。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还，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皇帝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县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目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限之。太宗时，大将潘美镇守河东，为防止契丹骚扰，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使边塞大片土地，空闲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宁化故城）、岢岚军（治所在今山西岢岚县）、火山军（治所在今山西河曲县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言，乃得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1055）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10年后，欧阳修于治平二年（1065）写了著名的《昼锦堂记》以记其事。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嘉祐二年（1057）八月，依韩琦之请，于诸路置广惠仓（用于社会救济的粮仓）。韩琦请求将没为官田的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三年（1058）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这个时期，宋仁宗身体一直不好，不少大臣曾先后上奏，建议宜早立嗣，仁宗未许。韩琦也以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乃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多次当面力劝之，仁宗同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赵曙）为皇太子（仁宗无子）。嘉祐七年（1062）九月，琦封仪国公。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去，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四月，琦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封卫国公。

英宗继位之初，即患病在身，由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是位想有所更化改作的皇帝，而曹太后则思想守旧，加上一些宫廷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的坏话，使得两宫（曹太后与宋英宗）关系颇为紧张。为了处理两宫的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去了不少的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涕，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做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子乎？”修也委婉劝说之。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自此，两宫关系渐趋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陈说催促下，曹太后终于撤帘还政。闰五月，韩琦迁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始终以边事为念，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他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这样既增强了军事力量，又可减少冗兵之费。

治平三年（1066）冬，英宗病重，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点头同意，乃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死，宋神宗赵顼继位，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继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挟私怀愤，奏劾韩琦专权跋扈。神宗知其为诬告，遂罢黜之。韩琦则坚请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琦以为一人兼领两镇，未有先例，恳辞之，乃改任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攻取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骚然，朝廷忧虑，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他“义不辞难，承命即行”。朝中一些大臣以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之。韩琦上奏说：“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朝廷从之。韩琦到陕西后，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并张贴布告于边境，对西蕃晓以利害，边界遂得以安定。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未及三月，遇上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徙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殚精竭虑，采取多种办法予以赈济安抚，流亡之民渐还本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改革。七月，推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九月，行“青苗法”。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极言此法施行之弊，请求罢之。他指出青苗法是“官放息钱”，与高利贷者没有什么区别，这和欧阳修批评青苗法是“放债取利”是一致的。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表现得很动摇，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实行变法而特设的机关），逐条批驳，颁于天下。这使韩琦不胜愤懑，复上疏力言之，“申辨愈切”。此后，他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新法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韩琦并非一味地反对变革，只是对新法中“有未协人情者”的规定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临终前两个月答神宗手诏所上的奏疏中，全面系统地重新陈述了他对新法的意见，认为青苗钱“使民出利”“但务多取”；免役法让“上户一岁出钱不过三十余缗，安然无事，而令下户素无役者岁岁出钱，此则损下户而益上户，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至于市易法，则“尽笼天下商旅之货，官自取利”，“小商细民遂无所措手”，他又说到新法更改无常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州县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稍有违者，坐以徒刑”，“故州县之间，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脱罪为幸”。这里，韩琦所说的“损下户而益上户”和“小商细民遂无所措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维护大地主和官僚贵族利益的。

韩琦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对新法提出批评，“非嫉善，非求进”，而是“事系国家安危”“为宗社之盛福”“一贡尽言”而已。对此，王安石也承认说：“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韩琦在大名府的任期已满，他请求去徐州养疾，朝廷则让他再次改任永兴军节度使，他力辞不受，遂继续留判大名府。

熙宁六年（1073）二月，韩琦还判相州，这是他第三次为官家乡了。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今南京）。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四月，神宗下手诏就国事咨访韩琦等故老大臣，琦上长篇奏疏答之。他在奏疏的最后写道，“臣历事三朝，十年辅相”，“不忍负累朝眷遇之恩，犹觊愚瞽一悟圣心”，倘若奏言能对国家的富强昌盛有所补益，则“非独老臣幸甚，天下幸甚”。韩琦以年老多病，数次上章请求致仕，神宗总是“慰谕不许”。五月，韩琦再任永兴军节度使，因病重，不及拜。六月二十四日，这位北宋一代贤相，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溘然长逝于相州，终年68岁。神宗“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亲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当政十年，赞辅三朝，其功甚伟。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王安石挽之曰：“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

韩琦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大都收入《安阳集》行世，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文章“词气典重，敷陈剀切”，而“诗句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他的名句“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至今犹为人所传诵。

参考书目：

1.《宋史·列传七十一·韩琦》。

2.《安阳名人传》，吕何生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韩琦传略》，郭旭东主编，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