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国民党残酷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在恶劣环境下，中共直南特委决定将革命工作转入隐蔽战线。就在这个时候，一对素不相识的革命青年受党组织委派以夫妻名义来安阳秘密开展革命斗争。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一名张桂英，1912年生于濮阳县新习乡；一名王明，原名王兴让，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磁县。

　　那是1934年3月的一天，21岁的张桂英只身一人，搭火车从天津到北平，然后转乘从北平到汉口的车，来到河南安阳。张桂英此次来安，是按照中共河北省委的决定到中共冀南特委任机要秘书的。冀南特委机关，原驻河北邯郸，但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后转移到安阳城郊。组织上要张桂英到安阳和特委秘书长王明假扮夫妻，以“家庭”为掩护，共同负责特委机关的日常工作。

　　张桂英一出车站，就看见一位英俊青年左顾右盼似在等人，她猜想此人可能就是王明。于是她按约定信号，拿出一块手绢，快步走到那青年身边，在脸上连擦三下。那青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从头上摘下帽子摇了三下。确认暗号无误，青年快步走到姑娘身边，接过行李，寒暄几句后，便相伴迅速离开了喧闹的火车站。张桂英虽对王明一无所知，但见他沉着老练的举止，很有分寸的谈吐，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按照特委安排，他俩在安阳城东毛家庄安了“家”，建立起特委秘书处。

　　他们住的房子原是用来放牲口草的土房，面积很小，正对门处靠墙放两张小床，窗户下面放着一张旧式桌和一个小凳，别无他物。他们自己也只有简单的被褥和几件衣服，其他就是工作用的钢板条，铁笔，蜡纸和油墨。为了不露破绽，白天他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晚上拉开睡觉。白天，他们是恩爱的小两口，王明是瓷器店的掌柜，而张桂英自然是掌柜的太太，王明整日为生意奔波劳累，而张桂英则每天足不出户，在家料理家务。实际上，王明整天忙着布置工人、农民运动，收集运动发展情况，总结运动经验，对上对下接转关系，收缴党费……等。他经常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外出，后衣架上带着一捆永远卖不完的从耶稣教会买来的《马太福音》等传教书籍，奔走于清丰、南乐、濮阳、内黄、东明、长垣、磁县、安阳、武安、林县等地。张桂英则在家忙着刻写、油印和密写党内文件和传单等。她的桌子上放着一筐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有外人了就做针线，外人走后继续刻写和油印。她在那块没有镶边的钢板上，刻写红军胜利的捷报，工农斗争的消息以及摘自党的机关刊物《北方红旗》上的重要文章；用米汤把对上级的工作报告写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旧小说的空白处，用米汤写字干后看不见字迹，但用火一烤就显出来了。张桂英不怕刻写，如有人来，赶快藏起，人走后继续写，她最怕的是用米汤密写，米汤一干就看不见了，极易发生重行、重句、掉句的情况，但她很谨慎，记忆力也好，从未出过差错。一段时间后，张桂英变成了王明最得力的助手，就连每天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的邻居也从未产生过怀疑。

　　他们俩都是学生出身，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尽量按照当她农民的习惯生活。当地农民不刷牙，他们两三年中也没有刷过牙。张桂英不仅习惯了当地人的饮食，吃惯了曾经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和酸浆饭，就连上厕所也放弃了用手纸的习惯，跟着村里人使用砖块儿和土块儿。尽管这样谨慎，但让张桂英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引起麻烦的就是那个掩盖她未婚身份的假发髻。当时已婚妇女都梳个纂，因为她才21岁，又是学生，头发短，所以只得买了个假发髻，用卡子卡在头上。虽然总是卡了又卡，但有时还是掉下来，不想一次被房东的儿媳发觉。张桂英平时和她相处很好，灵机一动，假装伤心地说：“嫂子，您别笑话，看我这头发不成样子，我娘死的早，一直和爹爹逃荒要饭，生了满头疮，没钱看，头发全掉光了，刚长出这点儿头发，咋也卡不好。”那位善良的大嫂对张桂英的不幸很是同情，以后经常帮她卡头发。      虽然名义上是瓷器店的老板，但他们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组织没有其它经济来源，完全依靠党员交纳党费的收入来吃饭、穿衣和购买办公用品、交纳房租。他们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没钱买煤，屋子里很冷，她一直坐在那儿写，小腿和脚冻得黑紫。为了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逢年过节还要给保甲长和房东送些礼品。有一年春节，他们把仅有的一点儿钱都买成礼品了，大年三十没东西吃，只好把剩下的一把黑豆用蒜臼捣碎做成稀汤喝。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两个战友相互关心爱护。张桂英主动帮王明洗衣做饭、缝补衣物，有时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省下来的一口饭，留给在外奔波了一天的王明。王明也经常帮助张桂英刻写、油印到深夜。

　　当时党的纪律规定，互相不许打听对方情况。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王明每天去干什么，去找谁，张桂英都不能问。每天吃过早饭后，张桂英帮王明收拾停当送他出门。按照惯例，王明总要对张桂英说：如果我晚上不回来就是出事儿了，你要马上通知特委转移。送走王明后，张桂英也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就这样，两人一直在一块儿生活了三年，几次搬家，没人看出破绽。根据形势发展，从1934年到1936年初，王明、张桂英的秘书处先后辗转于毛家庄、高楼庄、磁县、武安等地，王明除担任特委秘书长外，还兼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这也是张桂英所知道的王明的所有信息。危险的工作、艰苦的生活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始终努力工作，严守组织纪律，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日子就在这忙碌而又清贫中悄然滑过，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一步步悄悄袭来。

　　1936年5月6日晚上，张桂英像平时一样做好饭摆好碗筷等王明回来，钟表一分分临近规定的时间，门外依旧没有响起那辆破自行车的嘎啦声。心急如焚的张桂英听到最后的钟声，来不及多想，迅速收拾好重要资料，夺门而出。她想他肯定是出事了。

　　此时的王明确实已经被捕。白天，他去安阳城的江南饭店接头，不料接头人已经叛变将他出卖。他一到饭店，特务就用手枪对准了他。好在王明急中生智，一把把文件塞进嘴里咽到肚子里了。审讯时，他坚持说自己是做瓷器生意的小买卖人，虽然被施以重刑，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党的机密。敌人查不出什么证据，最后判处他两年半徒刑。身在狱中的王明也一直担心着狱外党组织的安全，因为是单线联系，他想特委肯定还不知道党内已经出现了叛徒，他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同时他还牵挂着守在家中的张桂英，他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安全转移。

　　此后，张桂英被组织安排去当小学教员，挣钱维持特委机关的日常开销。1936年12月间，根据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张玺的指示，张桂英以兄妹关系到安阳监狱看望王明。看到极度虚弱、遍体鳞伤的王明，张桂英心痛极了；而见到熟悉的战友安然无恙，王明那颗悬了很久的心终于落下。张桂英的出现，也让王明找到了传递消息的机会。他早已准备了一个纸条，把被捕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藏在他用的一块怀表内。趁看守不备，他一下子握住张桂英的双手，乘机将怀表塞到她的手里。张桂英把怀表带回交给张玺。张玺打开一看，弄清了王明被捕的经过。

　　1937年10月，日军飞机轰炸安阳，安阳城一片混乱，王明和狱中难友乘机越狱逃出，几经周折，参加了张锡珩的十三支队。1939年冬，张桂英被调到中共冀西南地委任组织部长，这时党的机关已由隐蔽变成半公开。一次，张桂英到磁县抗日民主政府检查工作，意外和王明重逢。两人亲切地叙谈起别后情况，至此，张桂英才知道王明原名叫王兴让，1910年出生在河北省磁县，比自己长两岁。当回忆起假扮夫妻那段斗争经历时，两个人会心地笑了，当年的同志情迅速升华为爱情。后经组织批准，1939年底他们幸福地结成了终生伴侣。他们的传奇经历，一时在太行根据地被传为佳话。

　　（孟瑞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