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鲸吞我东北三省，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魔爪继续向我华北伸来。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广泛的反日爱国高潮。与此相反，蒋介石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兵力加紧“围剿”苏区红军，同时在全国各地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压制抗日舆论。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经破坏的安阳共产党组织，在人民渴望抗日救国的时候，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1932年秋，在宁夏入党的何飞生（安阳城人，后名何高民）与刘梅村（后叛变）回到安阳，刘梅村在简师附小（今西大街小学）当教员，何飞生应聘到县立一完小（今鼓楼东街小学）当了训育主任，1933年春又兼任《民声日报》副刊编辑主任。那时，他们虽然还没有和河南党组织接上关系，但以各自的职业为掩护，在文化教育界秘密进行着活动。他们在广泛的交往中，了解和接触思想进步的教师，组织“读书会”，介绍阅读进步书刊，探讨国内国际形势，抒发抗日救国的见解。1933年下半年，他们和思想进步的简师教员何幼琦（何高民胞弟）、女师附小的田坤元（田静斋）和督学孙鸿谋等人，秘密组织了“安阳反帝大同盟”。这些会员、盟员在与教师接触中和给学生讲课时，经常发表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见解，有的教员给学生上“党义”（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讲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课时，干脆抛开课本，大讲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指出中国人要爱国，首先就要抗日，不应当用重兵打内战。这些慷慨激昂的讲解，使学生深受感动。通过这些教师们的活动，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治影响，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深处。
1933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到豫北筹建豫北工委的陈博生（后名郑文卿）来到安阳，先后与何飞生、刘梅村及豫新纱厂党员李克玉、郭福来接上组织关系，不久成立了豫北工委。陈博生主持成立了中共彰德区委（相当于中心县委），由刘梅村任书记，李克玉负责组织，何高民负责宣传。区委积极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相继建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赤色妇女协会”“左翼作家联盟安阳分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把安阳各界广大进步人士，以不同形式团结在党的周围。
1934年4月4日，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儿童节。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个儿童节日，揭露反动当局的愚民教育。经过准备，儿童节这天登台讲演的多是赤色儿童团员，孩子们说：“政府说关心儿童，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政府就应该让老师常给我们讲讲日本鬼子怎样侵略中国，教育我们抗日救国，当好主人；呼吁教师不要打骂学生，店主不准虐待童工。”这些讲演大大出乎反动当局的意料，弄得台上衮衮诸公尴尬不堪，连奖品也没顾上发，就不欢而散了。
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全国各地拥护这一纲领的爱国人士纷纷签名。5月，中共安阳区委通过这些团体秘密发动起签名运动，签名者竟达70多人。区委在中小学学生和童工中，除了发展团员外，还秘密组织赤色儿童团，并以此为核心，组织了公开的儿童救国总会。这些赤色儿童团员在抗日宣传和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党的小助手”作用。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先是由几位党员教师轮流在何飞生家中秘密刻印传单，书写标语，再分头出去散发张贴。后来，何幼琦用朋友捐赠的钱，买了一架油印机，就单独在北大街设立了“地下印刷所”，由何幼琦、孙少青负责刻印。印出的宣传品由赤色儿童团负责人马骥宸、常百川和吴仁等转交给儿童团员们秘密贴出或散发到各家。此外，党还办了一份面向小学生的《儿童新报》，由县立一完小校长张仲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社长，何飞生为编辑，用彩色纸张油印，宣传爱国思想，揭露日军凶残嘴脸，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远销新乡、焦作、内黄等地学校，发行量高达2000多份。
在中共安阳区委领导下，安阳党、团员队伍又发展壮大起来。经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团结了广大爱国志土，使革命斗争又得到蓬勃发展，掀起抗日宣传运动的高潮。
（吴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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