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他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其他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政治家。卫国（当时国都在帝丘，即今河南省内黄县梁庄乡大城村）人，是王室的庶孽公子，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商鞅由于深受李悝、吴起等人的思想影响，从小即喜好研习刑名之学，潜心研究治国之道，立志改革。后来到魏相公叔痤家中做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我的家臣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又说道：“大王如不愿听我的话任用公孙鞅，那么就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能让他出境到别国去。”惠王答应而去。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的嘱托不以为意，也就没有按照公叔痤说的去做，当然商鞅也没有得到重用。

恰在这时，商鞅听说秦孝公欲重整其先人秦穆公之霸业，收复河西之地，并诏令求贤。商鞅西行来到了秦国，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拜见孝公。开始，商鞅分别以帝道和王道劝说孝公，谈了两次，孝公都听不进去。第三次又进谏霸道之说，对孝公有所触动。第四次晤谈时，商鞅用“富国强兵之术”深深打动了孝公，竟一连谈了数日而孝公仍意犹未尽。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后不久，即意欲变法革新，但又怕招来天下非议。商鞅说：“行动犹疑就干不出名堂来；办事不坚定则不可能成功。有超人行为的人，必然为世俗所非难；有独创思想的人，往往被一般人所嘲讽。愚者对于已办成的事情尚不能明白，而智者则在事物刚刚萌发之际就可察觉到。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老例；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必拘守旧规。”孝公听了，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然而，却遭到甘龙、杜挚等几个大臣的责难，他们以“法古”“循礼”的说教来加以反对。商鞅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治世之道并没有一个划一不变的办法，只要利国利民，就不一定效法古人。” 商鞅针对守旧势力“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诘难，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他还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的史实来佐证自己的主张，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遂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并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第一次变法，其变法内容主要有：

一是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商鞅根据秦国的情况，将李悝（前455～前395，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法学家）的《法经》修改补充，把“法” 改为“律”，重新制定了《刑律》，加以公布施行，并增加了连坐法。“令民为什伍”，即五家编为一伍，有伍老；二伍（十家）编为一什，有什长；十什（百家）编为一里，有里正。同时规定，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其他九家都要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十家同时论罪），而且受到连坐的罪也十分重。商鞅制定的法律规定：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检举揭发的受到同斩敌人首级一样的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降敌罪的惩罚是本人斩首，全家罚为刑徒做苦役。

二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行按军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为鼓励秦人作战勇猛，商鞅规定，国家的爵位按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愿做官的，任以年俸50石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爵位从一级到二十级，愈高享受的待遇愈优厚，权力愈大。如升到第十级“五大夫”时，赏赐给300户人家的税地；爵位在“五大夫”以上，除享有600户人家的租税供其食用外，还有权收养宾客。有爵位的人，犯了法，还可以减免。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虽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三是重农抑末，奖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上，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他在变法中规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人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手工业懒惰而贫穷的人，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商鞅并不完全反对工商业，只是限制了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商鞅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把大家庭分割成小家庭，成为户头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护下游手好闲。户主为了家中的妻子不被收为官奴，就只有努力耕织。商鞅发展秦国农业生产的另一个措施，是招徕地少人多的“三晋”（韩、赵、魏三国）之民来秦国垦荒，他用法令规定：三晋民众来秦国定居，就有地有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垦荒的特别优待，10年不缴纳赋税。让秦国人当兵打仗，新来的人种田解决粮食问题，从而使秦国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得到解决。

四是建立郡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后来，秦国在新占领的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了秦国的郡县制。

变法之令制定后，为了使百姓相信政令，顺利实施变法，商鞅特意在国都市场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悬赏说：“谁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赏赐十金。”老百姓觉得此事很蹊跷，无人敢去挪动。见此情形，商鞅随即又宣布：“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者赏赐五十金。”有一人把木杆扛了过去，当即就给了他五十金的重赏，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此事过后，商鞅这才正式颁布变法令。

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国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以推行。政令施行才一年左右的时间，太子就触犯了法律。商鞅说：“法令不能贯彻执行，往往是因为上面的人首先违犯。”于是决定对太子绳之以法，但由于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不可施刑，便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都判了罪，并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后来公子虔又一次犯法，就割了他的鼻子。在威严的法令下，全国臣民便都按律令去做了。商鞅在变法中，制定了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和措施，使秦国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秦国也由此更加强盛起来。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国变法实行数年后，秦国国内“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孝公十年（前352），商鞅升任大良造（此爵位在秦国二十级爵制中列第十六级，其职权相当于丞相）。孝公十二年（前350），秦都自栎阳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商鞅又进一步实行变法：一是“废井田，开阡陌（田间的大路）”。 废除从西周开始实行的井田制度，把那些宽阔的田间大路铲平，也种上庄稼，并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二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建立县一级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三是创立按男丁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四是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方便官府和民间物资的收支、统计、买卖和调拨，各地经济交流更为便捷，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并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同时，为了永久保存，制作了青铜的尺和升，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孝公二十一年（前341），齐大破魏军于马陵（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并射杀了魏将庞涓。翌年，商鞅劝说孝公，魏军刚败不久，应趁此时出兵伐魏，魏抵挡不住，必然东迁，这样，就可使“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孝公表示同意，遂命商鞅率兵伐魏。商鞅用计俘获魏将公子卬，大败魏军。魏惠王只好割河西之地给秦国以讲和。商鞅回到秦国，孝公封他商地（在今陕西商县东）十五邑，封号为商君，故卫鞅又称商鞅（在此前应该叫其公孙鞅或卫鞅，自从封为商君后，才称其为商鞅）。商鞅实行的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效，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库充裕，粮食盈余，臣民遵纪守法，整个国家井然有序。这时，有个名叫赵良的隐士来见商鞅，说商鞅在秦国积怨甚深，劝他放弃变法，辞职而去，“灌园于鄙”，不然，其处境“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秦孝公卒，太子立，亦即惠文王。于是，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 秦惠文王派官吏拘捕他。商鞅闻讯，逃至魏国。“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拒绝收留他，并将他送回了秦国境内。商鞅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发动邑兵向北攻击郑国（今陕西华县西南），以谋求生路。秦国闻讯后，出兵攻打商鞅，终因寡不敌众，商鞅被俘。商鞅被车裂（用五辆车分别用绳索缚住受刑者的头部与四肢，然后驱赶着马，将人活活撕成六段）于郑地（今陕西华县西南），并灭其家。

由于商鞅变法的内容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顺应封建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加上新法已推行18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败”。秦的国势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赞扬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汉书·艺文志》收录《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商鞅遗物有“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

参考书目：

1.《史记·商君列传》。

2.《安阳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内黄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