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但诸多历史专家、学者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高陵经考古被发现后，再次证实了曹操一生与殷邺的不解之缘。 

曹操（155～220），字孟德，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戎马一生，攻城略地，但却没有找到一处理想的、可以立国的基地。直到建安五年（200），以少胜多挫败袁绍，又于建安九年（204），乘袁绍诸子内讧之机，攻克邺城，才算找到施展其宏图大志的基地，并将政权中心移至邺城。 

曹操自破袁克邺后，就着手修建邺城，是继齐桓公初建邺城后第一个大规模修建邺城的人。曹操所建的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共有七个城门。南面三门，中为永阳门，东为广阳门，西为凤阳门；东面一门，为建春门；西面一门，为金明门；北面二门，东为广德门，西为厩门。规模宏大，东西长而南北窄，为一长方形。各门均与城内大街相通。东西城门相通的大街将邺城分为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官署、贵族居区，南部为星坊及平民区。北部中间为文昌殿，是宫殿的主殿。东有听政殿，西有西园。西园之西，城墙之上自北向南建有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三台。三台之间皆以阁道相通，气魄宏伟。曹魏邺城对以后都城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把邺城建成可靠的根据地，曹操刚占据邺城不久就下令减轻农民负担：“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又明确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为了鼓励百姓耕作，曹操还实行籍田（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曹操的轻徭薄赋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地百姓都投奔邺城安居乐业。

曹操主张积极招贤纳士，短短几年中曾三次颁布招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对投奔他的文臣武将，只要有功就予以表彰，有的还给以高官厚禄。曹操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独树一帜，成就伟业，是与他在邺城招贤纳士的宏图大略分不开的。   

为了巩固邺城这一块根据地，肃清袁氏残余势力，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其首领为辽西部的塌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在曹操平定冀州时，虽然消灭了袁谭，但袁尚、袁熙逃到三郡乌桓，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治所今属天津）。那时正值雨季，道路不通。曹操听从无终人田畴的建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人迹的小路进发。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翻山越岭，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塌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两军相遇，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塌顿，大获全胜。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随后，率领部队回到邺城。没过多久，公孙康果然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白其中究竟，曹操说：“彼素来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铲除了袁氏势力。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命令在邺城开凿出一个人工湖，名为玄武池，用以训练水军，这意味着曹操做出以邺城为基地向南进军的准备。是年秋七月，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刘琮无法抵挡，率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阳），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遂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三百余里，至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江东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赤壁火烧战船，曹军大败，撤军北还。赤壁战败之后，曹操统一全国的志向不减。建安十六年（211），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今甘肃镇原南）。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由于曹操以邺城为基地，南征北战，势力越来越大，这使汉献帝感到不安，不得不连连加封曹操。建安十三年（208），诏曹操为丞相；建安十六年（211），诏曹操之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副丞相；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216），封曹操为魏王，建魏国，定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并州等十郡为封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享有至高权力。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的政治优势和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那些因战乱而被迫流亡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投奔到曹操的根据地邺城，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吟诗作赋，反映现实生活，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高潮，形成了彬彬之盛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所创作的诗文被称为“建安文学”，也称“邺下文学”。邺下文人，数以百计，其主要代表作家是“三曹” “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邺下文人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把他们对动荡的社会、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对人生艰难的种种感受，抒情述志，情文并茂地表现出来。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送应氏诗》《野田黄雀行》等。这些诗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展示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形成了“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对后代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唐代诗人李白吟诗曰：“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时的邺城不仅成了全国最繁荣的都市，而且成了全国文人学士汇集的圣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建安时期不过30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绽放着奇异的光彩。

然而，曹操去世后，其墓何在却成了千古之谜。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现实之中没有人知道曹操墓的具体所在，从北宋开始，曹操被定型为奸雄，其墓址不详也成了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虽不相信七十二疑冢之类传说，但由于千余年来河道、区划等地理因素变动很大，对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也看法不一，民间传有四种说法：在邺城以西（今河北磁县和河南省安阳市安丰境内）设七十二疑冢；在漳河河底；在许昌城外；在邺城遗址的铜雀台等三台之下。这些都没有确凿依据。

2009年，在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经考古发掘出土了“魏武王常虎大戟”的石牌后，关于“真假曹操墓”的争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网上各种质疑众说不一。专家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确认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主要依据有六个：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宏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的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即曹操墓。2013年5月，安阳曹操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6月，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及所在的邺城遗址入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批准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千百年来所有的猜测所有的争论终于停止，千古谜团终于破解。曹操高陵的确认，扫去阴霾，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

曹操高陵，是一座多墓室的大型砖室墓。墓平面呈甲字形，墓葬坐西向东，墓葬全长近60米。墓室墓圹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处宽22米，西面较窄处宽19.5米，东西长18米，墓圹面积接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740平方米左右。由墓道、墓门、封门墙、甬道、前后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墓道为斜坡状，上宽下窄，两壁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墓道上口宽9.8米，底部宽4.1米。全长39.5米，最深处距地表15米左右。在墓道与墓门接合处，南北两侧各有一道长5米、高4米的护墙。每面墙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礓石，经平夯夯实，夯土层厚12厘米至42厘米不等，十分坚硬。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两两对称的磬形坑，每个磬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并各有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方向排列的方坑，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向长3米、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墓门为砖砌双券拱形门，甬道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墓室为砖砌，分前、后两室。

曹操墓虽然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出土器物200多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物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龟、石璧、石枕、刻名石牌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发现石牌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等铭文，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参考书目：

1.《三国志·武帝纪》。

2.《曹操故里寻访历史》，郑北著，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